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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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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政策法規科  更新時間:201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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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19/06/28


中共六大:會聚異邦商大計

    1927年,全國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國革命到了最艱難的關頭。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全國各地的140多名代表冒著生命危險,沖破重重險阻,會聚莫斯科,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六大是中國共產黨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也是唯一一次有共產國際代表全程參加并指導決議起草的代表大會。

秘密前往莫斯科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在關于中國社會性質以及革命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關系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上,黨內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論,這就迫切需要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認真加以解決。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1928年3月召開黨的六大。
    處于革命低潮的中國共產黨人面臨著險惡的環境,很難找到開會的安全地點。192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召開會議,在選擇開會地點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見。不久,赤色職工國際駐中國代表米特凱維奇在上海給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寫信時,談到中共召開黨代會的問題。他提出:“我們認為在蘇聯境內召開代表大會是合適的?!敝泄倉醒肟悸塹?,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將分別于當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開,少共國際也將在莫斯科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屆時,中國共產黨需要派代表參加這幾個會議,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因此,中共中央報請共產國際執委會,請求批準中共六大在蘇聯境內召開。3月底,共產國際同意將開會的地點確定為共產國際所在地莫斯科。
    3月15日和4月2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兩次開會討論中共六大代表名額的分配和代表人選問題,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共產國際提出,代表人數應為100人至110人?;岷?,正式發出通告給各省,進行代表的推舉。因時間倉促,加上國內環境十分險惡,因此許多省來不及按照選舉辦法選舉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據李維漢回憶:“除了廣東、河南等省的代表是開會選出來的,其余大多數是中央指定的?!敝泄倉醒刖齠?,李維漢、任弼時、羅登賢留守國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為留守中央秘書長。
    從4月下旬開始,各地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分批前往莫斯科。他們除小部分從上海乘商船到海參崴過境,改乘火車赴莫斯科外,大部分人赴莫斯科的線路是由上海經大連至哈爾濱,或由北京經天津至哈爾濱,然后再由哈爾濱通過中東鐵路到綏芬河或滿洲里出境。中共中央責成哈爾濱黨組織設立秘密接待站,接頭地點是中央大街上一個賣舊衣服的商店,接頭暗號是“以一盒火柴,抽出幾根一齊折斷”。滿洲里秘密交通站設在一家名為“晉豐泰”的雜貨鋪內。聯絡暗號每次不同,按組織規定的接頭暗語聯絡上以后,由滿洲里交通站安排食宿。每個代表離開哈爾濱時,攜帶有一個號碼牌,在滿洲里下車后,根據手中號碼找到帶號的馬車,不必說話,點點頭即可上車,隨即向中蘇邊境奔去。綏芬河是位于中國黑龍江東南部的邊境山城,東與蘇聯濱海邊疆區接壤。據考證,目前已知從綏芬河出境的中共六大代表有瞿秋白、蔡暢、徐特立、何叔衡、龔飲冰、楊之華等。中共六大代表到達綏芬河后,由綏芬河中共地下交通站安排與一個蘇聯鐵路工人接頭,由這個蘇聯人帶路,前往蘇聯境內的約定地點,然后乘火車經海參崴去莫斯科。歷時一個多月,6月中旬,中共六大代表們紛紛安全抵達莫斯科。
    6月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來等21人參加的“政治談話會”。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中共六大的預備會議。

“銀色別墅”里的紅色會議

    1928年6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州納羅法明斯克區五一村公園街18號的“銀色別墅”內舉行。五一村(俄語音譯“別勒烏麥斯基村”),原名舊尼科利斯基村,是俄羅斯沙皇時代大貴族的莊園,十月革命后更名為“五一村”。這里離莫斯科中心西南約40公里?!耙鶚筆且淮焙熳┣獎詰?層鄉間別墅,因其白墻在陽光照耀下耀眼奪目而得名。
    中共六大的籌備、會議代表赴莫斯科路線的選擇、會議地點確定等等,都是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即使在會議結束后,外界也不知道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開的。參加中共六大的代表,日后在回憶六大召開經過時,只簡單地說在莫斯科召開,或者說在莫斯科近郊召開,而沒有說明具體地點。隨著蘇聯及共產國際檔案的解密,研究者確定,中共六大召開的確切地點是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印證這一結論的原始檔案文獻包括:《米夫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6月19日);《周恩來在黨的六大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28年6月27日);《布哈林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1928年7月19日)。這3份檔案落款都是“莫斯科州納羅法明斯克地區五一村”。
    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選舉權的代表84人。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職工運動報告。此外,共產國際書記處書記布哈林以《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為題,作了長達9個小時的報告。
    中共六大就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前途、形勢和策略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認真總結了過去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提出反對“左”、右兩種錯誤傾向。大會進一步批評了大革命后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認為這種錯誤是導致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大會也批評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左”傾盲動錯誤,認為盲動主義與命令主義是當前使黨脫離群眾的最主要的危險傾向。
    中共六大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指出現階段的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指出當前中國的政治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即低潮時期,革命發展具有不平衡性。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基本上統一了全黨思想,對克服黨內存在的“左”傾情緒,擺脫被動局面,實現工作的轉變,對中國革命的復興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重大意義與歷史局限

    中共六大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隨后召開的六屆一中全會選舉蘇兆征、項英、周恩來、向忠發、瞿秋白、蔡和森、張國燾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李立三、羅登賢、彭湃、楊殷、盧福坦、徐錫根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選舉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李立三、楊殷、徐錫根為常委會候補委員。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
    在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中央主席時,由于過分強調工人成分和對知識分子的偏見,加之共產國際定的基調與蘇聯的干預,最終在周恩來、向忠發兩人中,選擇了工人出身的向忠發。
    大會討論通過了修改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草案。中共六大黨章草案的報告人是鄧中夏,但黨章起草人是共產國際指定的團隊。由于該黨章的起草者大多數是蘇聯人,導致中共六大黨章具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內容和體例上深受蘇共十四大黨章的影響;二是更加突出地強調了共產國際的領導。中共六大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須“由中央委員會征得共產國際同意后召集之”,明顯地過分強調共產國際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外,大會還通過了關于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的決議。中共六大結束后,瞿秋白等人作為中共常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留駐莫斯科。
    中共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對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做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但是,中共六大也存在著一些缺點:一是對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缺乏正確認識,把民族資產階級當成最危險的敵人;二是把黨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三是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估計不足;四是在組織上片面強調黨員成分無產階級化和“指導機關之工人化”。盡管中共六大存在著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中共六大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中共六大以后的兩年,全黨貫徹執行中共六大路線,中國革命呈現復興和發展的局面。
    原載于《中國檔案報》2017年5月12日 總第3065期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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